蒋介石对此震怒异常，立刻下令彻查守军表现。调查发现，守卫马当要塞的军长李韫珩竟然把战争当儿戏。在敌军突袭当晚，他不仅没有严密布防，反而让守军军官参加抗日军政学校的结业典礼，导致守备力量大幅削弱。袭击发生时，守军人员严重不足。
更令人愤怒的是，李韫珩在被袭击后仍旧无动于衷，甚至在守军的求援电话响起时还酣睡不醒。即使总司令张发奎下令他立刻组织救援，他也态度冷漠、慢条斯理，还“意外”在前往战场途中“迷路”了。
尽管如此，马当要塞的守军在兵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，依靠险要地形坚守，多次击退敌军进攻。然而，日军使用了毒气弹，几乎全部守军中毒牺牲。两天时间，原本坚不可摧的马当要塞就被敌军攻占。
与此同时，本应火速支援马当的薛蔚英部队却迟迟未到，原因竟是“迷路”了。蒋介石听闻后再次勃然大怒。最终，李韫珩和薛蔚英因玩忽职守，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。
作为武汉会战的首战，马当要塞的失败不仅打击了军心，也暴露了指挥体系中的漏洞。然而，蒋介石的严厉整顿起到了警示作用，震慑了各军区军官，避免了更多的玩忽职守，起到了整肃军纪的重要作用。
随后，武汉会战展开，蒋介石吸取了此前淞沪、徐州战役的经验教训，调整了战略战术，放弃了以往死守阵地的僵硬打法，打出了一场抗战以来最为聪明的战役。那么，蒋介石具体做了哪些战术调整？马当要塞失守后，武汉会战又是如何展开的？
武汉会战中，尽管开局马当要塞迅速失守，但正因如此，我军反而改变了策略。蒋介石认识到武汉平原地势开阔，难以防守，于是将防线转移到武汉外围的山地和湖泊地区，将敌人诱入有利于我军的消耗战和持久战。
从战役开始，武汉周边的山脉成为抗战第一线。依托地形优势，我军将敌军拖入持久消耗。参战兵力逐渐增加，最终达到14个集团军，约110万人的规模。尽管如此，面对敌军40万大军以及日军海空军的强大压制，战争异常艰苦，许多阵地被轰炸夷为平地。
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考虑转移指挥部的方案。虽然我军在多次交战中被迫撤退，但日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。譬如七里岗战役中，张自忠率59军孤军奋战，取得了重要胜利；而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则截获敌军机密，成功包围并歼灭了日本106师团。
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局部地区获得战果，但整体仍因装备落后，只能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，伺机消灭小股敌人。部分战区如白云山战区战斗异常激烈，守军虽抵抗顽强，却难以有效阻止日军大规模进攻，只能请求支援。
即便如此，我军以110万兵力对抗日军40万，成功歼敌25万，但为何最终仍未守住武汉，选择战略撤退？为何武汉会战成为最憋屈的一场败仗？
武汉会战中，我军虽消灭大量敌人，但伤亡同样惨重，约40万人。剩余60万部队对抗日军15万，兵力上占优势，然而仍不得不撤退。有观点认为，国民党内部指挥体系繁杂，命令传达层级多达五层，信息传递缓慢，导致多处战区无法及时响应，指挥混乱。
这种情况使得守军只能各自为战，缺乏统一调度，付出了巨大牺牲。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已经意识到，撤离武汉是迟早的事。随后军事会议决定有序撤离，这次撤退比以往顺利得多。
蒋介石选择重庆作为新的临时首都，因其四面环山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长江与嘉陵江环绕，使得重庆防御得天独厚。这里不仅有便利的水路运输，还有较为发达的工业基础，且当时已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使馆，综合实力突出。
此外，重庆的地理环境适合部署防御阵地和调配兵力，成为抗战后期重要的战略据点。
武汉会战的另一个关键转折，是日军由于长期战争消耗，逐渐出现后劲不足的迹象。若中国继续坚持，阻断其物资补给，日本的侵略终将受限。这场战役虽败犹荣，标志着中国抗战进入新的阶段，也预示着最终的胜利曙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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